反对常规思维和乐观主义的摄影师

1903年，出生。

1928年，开始使用小型手持胶卷相机。

1930年，最早的发表作品（三幅布鲁克林桥的照片）。开始拍摄19世纪美国住宅。见到Eugène Atget的照片，自此受到影响。使用各种不同的相机，最大到6½ × 8½，开始使用玻璃板底片。

1931年，开始拍摄Boston周边的维多利亚风格住宅。

1933年，前去哈瓦那拍摄项目。偏爱使用8 × 10大幅相机，也继续使用35毫米相机。

1935年，在南方各州拍摄项目。拍摄南北战争以前的建筑，特别是种植园住宅。六七月开始在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拍摄移民署（RA）项目（即之后的农业安全署FSA）。

1936年，七八月，受雇于Fortune杂志，在阿拉巴马与James Agee一起在小佃农家庭生活三星期。最终文章不符合杂志预期而没有发表，文章轶失。内容扩展成书，1941年才得以发表。

1937年，九月，与FSA合同到期，成为独立摄影师。

1938年，American Photographs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展，是该博物馆史上首个摄影师个人作品展。出版目录并由Lincoln Kirstein撰文。开始在纽约地铁上以藏在大衣中的相机偷拍。

1940年，更少使用大幅相机。使用2¼双反相机和35毫米相机。

1941年，James Agee的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终于出版，没有引人注目。

1945年，继续为Fortune杂志拍照，直到1965年。

1960年，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再版，扩充了照片部分。伴随反战运动，这本书大获成功，并开始了围绕James Agee的个人崇拜。照片也因此获得了新一代的认可。

1966年，纽约地铁上的照片集册出版，Many are Called。

197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同名个人作品展。出版目录并由John Szarkowski撰文。

1975年，逝世。

Walker Evans，摄影师Edwin Locke，1937年

Walker Evans是最后一位以惠特曼式欣快人文主义的精神状态在严肃自信地工作的摄影大师（Susan Sontag语）。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美国现代摄影的集大成者。他以冷静、客观、含蓄的角度，试图拍摄出万事万物等量齐观的崇高和美，无论是建筑、广告牌、房间静物，还是佃农肖像。同时他也预示了之后更加悲观阴冷的照片的出现。

与Henri Cartier-Bresson从绘画中寻找摄影的美学意义不同，Evans是学法国文学出身，认为摄影在美学上更加接近文学。福楼拜是Evans的美学权威。Evans追寻并推崇福楼拜那种非个人化的、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美学风格。波德莱尔也是Evans的精神导师。在美国诗人中，Evans则特别推崇惠特曼和Henry James。

在早期的摄影师中，Eugène Atget对Evans影响巨大。哈瓦那项目的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Atget那种源自老巴黎的超现实风格的影响。其后随着Evans技术的日臻完美，他逐渐摆脱这种风格，发展出自己的植根于美国的现实主义风格。

Evans是反对沙龙摄影的，也是提出anti-graphic摄影的一员（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他的作品也是很graphic的。当时只是针对沙龙摄影而言）。Evans并不欣赏Edwad Steichen的作品，认为过分矫饰，商业化味道太重。Alfred Stieglitz是当时艺术摄影与浪漫摄影的化身，也是鼓吹惠特曼式美国英雄主义的中心人物。Evans认为Stieglitz的作品附庸风雅，他更偏爱现实主义风格。

Evans本身对自然风光没什么兴趣，他更多地将景观放入人文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因此他也觉得Paul Strand和Ansel Adams变得过于工艺化。对Evans而言，摄影绝非“只是一些纹理和光线”。

Margaret Bourke-White可算是同代摄影师中Evans的死敌。Bourke-White于1937年出版的You Have Seen Their Faces内容上与Evans的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有些相似。但Evans痛恨Bourke-White作品表现出的直接的煽动性，赤裸裸的情感冲击和政治意味。Evans是含蓄保守的。“NO POLITICS whatever”是他的信条。

Evans说，直至他见到了Cartier-Bresson的作品，才瞬间领悟到35毫米相机的优势。Evans是最早发现Cartier-Bresson才华的人。1952年，决定性瞬间一书出版后，Evans是唯一一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正面评论的人。此时巴黎摄影界还远未领悟到Cartier-Bresson的革命性。与Evans相比，Cartier-Bresson更加活跃地融入街头事件，捕捉到充满动感的瞬间。

1955年，Robert Frank来到美国。在Evans的大力推荐下，Frank得到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完成了另一次环绕美国的公路旅行，继而发表了与Evans风格迥异的、格调更加忧伤、讽刺、神秘的The Americans。尽管Frank多次声称他受到了Evans的强烈影响，但很多评论认为Evans和Frank宛如摩尼教中的二元对立，Evans是明确地接受并升华美国世俗文化的道德家，Frank则像摄影界的兰波，在绝望与喜悦中创造出一个哀伤的世界。这种评论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Frank作品最为精妙的成就，是对Evans视野的嬗变。

Girl in Fulton Street, New York，1929年

Cartier-Bresson声称他喜爱并受到其影响的一幅Evans作品。

Main Street, Saratoga Springs, New York，1931年

这幅作品充满了对巴黎的回忆。

Allie Mae Burroughs，1935年

这是Evans在FSA项目中最有名的一组肖像。

Floyd Burroughs, cotton sharecropper. Hale County, Alabama , 1935年

Washstand in the dog run and kitchen of Floyd Burroughs’ cabin. Hale County, Alabama，1936年

Bethlehem graveyard and steel mill. Pennsylvania，1935年

这张照片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Evans的作品中不常见。据Roy Stryker回忆，一个女人到FSA历史部询问这张照片。问及原因，她说：I want to give it to my brother who’s a steel executive, I want to write on it: Your cemeteries, your streets, your buildings, your steel mills. But our souls. God damn you.

Roadside stand near Birmingham, Alabama，1936年

Robert and Mary Frank，摄影师Walker Evans，1958年

Walker Evans: America
Edited by Michael Brix and Birgit Mayer with an essay by Michael Brix
1991.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aul Kremmel
123 Plates from 1928-1947

波多里诺

== Spoiler Alert! ==

谎言创造信仰，信仰创造奇迹。

所谓的历史，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谎言。人们相信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人们愿意接受它们，有时甚至把整个人生都投入到对不存在事物的热忱追寻当中。从这些不懈追寻本身之中，却产生了未曾预料的奇迹。

第一章是令人焦躁的文本。方言混杂，没有标点，没有语法，充满了拼写错误和胡乱涂改。作者在这里露出狡黠的笑容。看吧，这就是真实！你喜欢这些胡言乱语，还是后面那些由有所保留的编年史作家记录的大骗子波多里诺的口述？

之后故事徐徐展开，波多里诺一个接一个遇上他的同伴。中间波多里诺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四处奔波的部分就不多说了，故事的高潮开始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大帝在密室中死了。一个怎样的案件！涉及到阿基米德的镜子、迪奥尼索斯的耳朵、制造真空的唧筒、七颗施洗者约翰的头颅、以及圣杯。谁杀害了腓特烈大帝？谁偷走了圣杯？七个人寻找圣杯，是借用亚瑟王的原型吗？

一行人开始了追寻祭司王约翰的旅途。波多里诺的叙述风格到此一转，成为辛巴达故事般的奇幻旅程。其间又掺杂了埃科擅长的神学争论。波多里诺也遇到了他完美的爱人，一个信仰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提教的萨堤尔半羊人。然而就像所有波多里诺认真去做的事情一样，这段爱情最终也悲剧了。随着白匈奴人的入侵，幸存者流落到山中老人的城堡，靠着大鹏逃出生天，回到君士坦丁堡。

正值第四次十字军血洗君士坦丁堡，波多里诺也终于了解到腓特烈大帝死亡的真相（但那确实是真相吗？）。作了几个月的柱上隐士（stylite），波多里诺踏上了第三次的征途，“旅行使人返老还童”。

故事本身非常有趣。一如《玫瑰之名》和《傅柯摆》，埃科使用他最拿手的所谓“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文本”。文本中信息量很大，很多来自于人们信以为真的历史，又夹杂了不易分辨的虚构和大量的戏仿。令读者重新思考历史的真伪，这是作者的目的；引读者去发现戏仿的对象，这是阅读的乐趣所在。

整本书的结构很好把握。借用一个不靠谱的叙述者叙事，已是埃科驾轻就熟的把戏。此书更在其上又加了一重“从不说真话的大骗子”叙述者，埃科誓要把真真假假的叙事玩到极致。故事情节的结构则是史诗般的清晰分明。前一半是不急不缓的铺垫，主要人物一个个粉墨登场。后一半则是经典的追寻母题（或说是反追寻母题？）。多元宇宙的万事皆三律在这里也有效，三段反复出现在波多里诺三次爱情、波多里诺三次旅途、波多里诺三见Zosimos等等。

翻译是旅法台湾人杨孟哲。有些翻译觉得挺别扭的，迪奥尼索斯的耳朵译成丹尼斯的耳朵，白匈奴译成白汉斯人，大鹏译成洛克鸟。

4月23日

　　贴一首Robert Service的诗。

 

　　　　Obit 23rd April 1616

 

　　Is it not strange that on this common date,
　　Two titans of their age, aye of all Time,
　　Together should renounce this mortal state,
　　And rise like gods, unsullied and sublime?
　　Should mutually render up the ghost,
　　And hand n hand join Jove’s celestial host?

 

　　What wondrous welcome from the scribes on high!
　　Homer and Virgil would be waiting there;
　　Plato and Aristotle standing nigh;
　　Petrarch and Dante greet the peerless pair:
　　And as in harmony they make their bow,
　　Horace might quip: "Great timing, you’ll allow."

 

　　Imagine this transcendant team arrive
　　At some hilarious banquet of the gods!
　　Their nations battled when they were alive,
　　And they were bitter foes – but what’s the odd?
　　Actor and soldier, happy hand in hand,
　　By death close-linked, like loving brothers stand.

 

　　But how diverse! Our Will had gold and gear,
　　Chattels and land, the starshine of success;
　　The bleak Castilian fought with casque and spear,
　　Passing his life in prisons – more or less.
　　The Bard of Avon was accounted rich;
　　Cervantes often bedded in a ditch.

 

　　Yet when I slough this flesh, if I could meet
　　By sweet, fantastic fate one of these two,
　　In languorous Elysian retreat,
　　Which would I choose? Fair reader, which would you?
　　Well, though our William more divinely wrote,
　　By gad! the lousy Spaniard has my vote.

 

　　以此纪念Urbina的士兵，Lepanto的独臂人，Hasan Paşa的奴隶，Armada的征收人。如果说读完《唐吉诃德》会令我哭泣的话，那只是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

 

　　暂不提Stratford的天鹅了……谁还在乎儒略历？

 

修道院图书馆中的布尔戈斯的豪尔赫

献给博尔赫斯

 

黑夜是牛头怪的家园

他是永恒，他是无限

我在其中行走

用岁月消磨方向

我通晓宇宙的秘密

但我宁可不去回忆

因为他使我把梦遗忘

 

我摸到了镜子

坚硬如铁，冰凉如水

我想象手指被划破

腥热在镜中流淌

我仿佛看穿镜子

看到我脸上的金面具

里面有镜子扭曲的映像

 

迷宫的尽头是本书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让我感到幸福的

是沙子一样的份量

我陷在黑暗里

一字一字地朗读

直到燃起天堂的曙光

 

对《达芬奇密码》和《傅科摆》的类型小说构建的分析

这一种类型小说我称之为阴谋悬疑小说，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语义学定义，只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阴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和惊悚悬疑的类型要素。

 

一，异同：

有人称《傅科摆》是思考者的《达芬奇密码》。丹·布朗未曾明确地说过他受到了《傅科摆》的影响，但显而易见这两部小说有很紧密地联系。即使丹·布朗真的没有读过安伯托·埃柯的小说（《傅科摆》可比《达芬奇密码》早畅销了十多年），可他们二人都承认是受到了《Holy Blood, Holy Grail》一书的启发，可见这种同源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相较之下《傅科摆》能显出一些哥特风格，蕴含的知识有时显得略为艰涩。内容上，《傅科摆》中对人物的心理历史学分析也很有趣，这是以往的评论中较少关注的。书中也常常会渗透出埃柯特有的幽默感。而《达芬奇密码》则节奏明快，悬疑因素很强，是一本适合快速阅读的读物。实际上，我用了连续的10个小时读完了《达芬奇密码》一书，而读《傅科摆》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用了几天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因为《傅科摆》那糟糕透顶的翻译和校对……

 

二，要素：

两部小说都有一些很明显共同要素，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此种类型小说的共通要素。

1，历史。历史是丝毫没有话语权的，写作历史的人才拥有话语权，拥有绝对权利的人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因此历史可以被作者任意解构。在这种类型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但其中绝大部分对内容无关紧要的都是真实的，而那些真正关系到情节内容的少量历史信息则是编造的。因此有时很难分辨出材料的真伪。但是，《达芬奇密码》中的Priory of Sion似乎更像是虚构的，因为除了皇马之外，还有哪个组织能有这么华丽的阵容？（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组织是1956年才出现并注册的）

2，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解构和重构历史的利器，是整个故事的帷幕。作者可以在神秘主义的遮掩下消抹或编造一些历史材料，而神秘主义是真实与虚构的混淆，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若当真实的信息都隐藏在模糊不清的历史薄雾中时，就更无从分辨信息的真伪了。如果读者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够坚定，确实很容易轻信。同时，阴谋理论这一类型要素也是需要神秘主义这块帷幕，否则无法解释阴谋的隐秘传承过程。

3，符号学Semiotics。符号学是万能胶，是解读、联系一切信息的关键，特别是神秘主义信息。我们都知道，埃柯的本职工作就是符号学家。指号过程是由符号、对象和解释三部分组成的，这三者之间的组合方式是相当灵活的，也就是说，只要解释的手法够巧妙，符号和对象之间几乎总是能找到关系的，这种关系决不是表象的关系，而是潜藏在表征现象以下的关系。

 

三，关键字：

两部小说中包含有很多相同的关键字，非常明显，这些都应当是历史上神秘主义的重要符号。

1，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大概是神秘主义者最爱不释手的题材了。他们被视为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神秘主义结合的符号。无论是他们在所罗门圣殿的驻地、在欧洲各地的庞大财富，还是被指控的异教信仰，都是各种传说不断涌发的源泉。据说他们保存着圣杯和约柜，他们对Baphomet进行偶像崇拜（还记得英雄无敌里的behemoth么？就是这东西），他们和伊斯兰的暗杀团相勾结，他们的幸存者组建了日后的蔷薇十字会和共济会。据说最后一任大团长雅克·德·莫雷是都灵裹尸布的真正使用者（碳14测定的时间倒是颇为相符），莫雷的诅咒使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和教皇克莱门五世在一年中死去。最神奇的是，在路易十六被斩首后，曾有人站在刑台上高喊终于为莫雷报了仇。

2，圣杯。圣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传奇中，从圣经到亚瑟王，又到广为人知的印第安那·琼斯，就连《哈利·波特》也不能免俗地使用这个形象。但在这两部小说中，圣杯都被描述成象征性的符号。《达芬奇密码》中是抹大拉的玛丽亚，《傅科摆》中则是石头（是什么石头忘了，但是不管是哲人之石、耶路撒冷的Dome of the Rock还是巨石阵，反正都是石头，都是可以用指号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3，圣经。圣经要分为两部分来说。首先是旧约，即犹太教圣经Tanach。Tanach即旧约，是Torah（律法书，即摩西五经，是圣经中前五篇，是最为神圣的部分）、Nebiim（预言书，应该是犹太人先知运动——公元前8-5世纪时——的产物）和Ketubim（其他部分）的首字母缩写。顺便一提的还有Talmud，犹太法典，是解释律法书的。在传统的犹太教神秘主义——卡巴拉眼中，Torah和Talmud是最为神圣和神秘的。再说新约。《傅科摆》中对新约的诙谐调侃和《达芬奇密码》中认为新约是天主教会话语霸权的产物的观点都给我以深刻印象。不可否认新约中糅合了大量来自于其它宗教的元素，这都是非常确凿的。12月25日的确是来自于波斯女神Mithra的生日。我们明年此时去教会听赞歌时应该好好想一想，认为新约不够“正统”并非是空穴来风。

4，巴黎。不知道为什么这两部小说都以巴黎为中心……莫非蒙娜丽莎和傅科摆都在巴黎只是个巧合？不，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这其间一定是有联系的。巴黎是一个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的符号。巴黎有着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其中收藏了无数绝世的艺术品。巴黎也是个典型的现代都市，有着繁华的工业化表象。巴黎是卢浮宫与蓬皮杜组成的熔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类型小说的主要场景才会设置在巴黎。

5，达芬奇。为什么是达芬奇？达芬奇大概算是科学、神学大分工之前最后一位全才式的天才，同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在他之后，虽然哥白尼和开普勒依然为了神学和神秘学做研究（他们两个都是有名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但此时的研究动机和结果已经不能相统一了。这就是达芬奇在历史上的独特性。

 

四，跋：

如果有人对本文中使用的一些名词理解上似是而非，请参阅1996年纽约大学教授Alan Sokal发表于杜克大学Social Text杂志上的《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一文。

 

2004年12月25日星期六

历史的瞬间

——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这本书是茨威格的一部历史特写（historische Miniaturen）集，汇集了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转折时刻。本书的德文名字，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Sternstunden直译是指Star hour，引申为历史性时刻、转折时刻。

茨威格所挑选的瞬间，短至一秒，长也不过月余，与人类的千年历史长河相比，均如他所说“在一个分子量的时间之内”。但是，这“一个分子量的时间”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足以使“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茨威格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不错，正是在那些历史性的瞬间，由于刹那的疏忽或努力，而使许多伟大的帝国土崩瓦解；正是在那些瞬间，勃发的灵感铸成了不朽的篇章；而那些瞬间，又造就了多少悲剧和喜剧啊！世界的历史，人类的文明，正是由这些长时间结构的必然性和短时间结构的偶然性谱写而成。

茨威格所选择的事件，大大小小，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未经过文学虚构的。这就是此书为何叫历史特写，而不是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等等的原因。茨威格在序言中写道：“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是的，历史本身就是极富戏剧性的。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中，“历史”这个词都是与“故事”这个词同源的（英语history，法语histoire，西班牙语historia，意大利语storia），源自希腊文Ιστορία（historia）和拉丁文historia，意为“个人调查纪录”。在我看来，读历史的趣味胜过读任何小说，因为它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意外的。正如茨威格所言，“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

 

信仰的复活

——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韩德尔的复活》

    茨威格满怀激情地讲述了韩德尔创作宗教清唱剧《弥赛亚》的故事。

    韩德尔1737年4月13日突患中风，右半身偏瘫，不能行走，不能写字，不能用右手弹琴，甚至也不能说话。一个音乐家的生命就这样被囚禁在了坟墓中。但韩德尔对音乐的热爱和他蕴藏的顽强意志，终于使上帝展现了奇迹——几个月后，他竟然完全康复了！他开始在上帝面前表现出无比的虔诚和谦恭。

    但1740年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剧院经营不善，债台高筑。韩德尔“这个勇于奋斗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击败”，他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蛋了”。韩德尔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绝望的人，对自己的一切都已心灰意懒，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也不相信上帝”。

    1741年8月21日深夜，韩德尔回到家中，看到詹宁斯给他寄来的剧词。他痛苦而敏感的内心以为这是对他的讥诮，因而看也不看就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可是，强烈的好奇心让韩德尔辗转反侧，爬起来翻看剧词。“刚刚读完和体会到第一句，韩德尔的耳边仿佛已经听到了它的音乐，各种器乐和声乐在飘荡、在呼唤、在咆哮、在歌唱”。汹涌澎湃的灵感开始迸发，纯净而热烈的信仰复活了。

    看看茨威格激扬而华美的笔触，是怎样将那夜韩德尔气势磅礴的灵感描绘得淋漓尽致。

    现在你瞧，上面写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应该用各种音乐进行无穷反复的一句歌词，是呀，世间所有的嗓音，男子坚定的嗓音，女人顺从的嗓音，都应当在这里汇合成一个声音。这“哈利路亚”的声音应当在有节奏的合唱中充溢、升高、转换，时而聚合，时而分散。合唱的歌声将顺着乐器的音乐天梯上上下下。歌声将随着小提琴的甜美弓法而悠扬，随着长号嘹亮的吹奏而热烈，在管风琴雷鸣般的声音中咆哮：这声音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这个词，从这个感恩词中创造出一种赞美歌，这赞美歌将轰轰隆隆从尘世滚滚而上，升回到万物的创始主那里！

    这几个用元音歌唱的赞美声已充满他的心胸，在弥漫，在扩大，就像滚滚火焰喷流而出，使人感到灼痛。啊！这声音在攒动，在拥挤，它要从他心里迸发出来，向上飞升，回到天空。韩德尔赶紧拿起笔，记下乐谱，他以神奇的快速写下一个个的音符。他无法停住，就像一艘被暴风雨鼓起了风帆的船，一直往前。四周是万籁俱静的黑夜。黑魆魆的潮湿的夜空静静地笼罩着这座大城市。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在他的房间里所有的音乐声都在齐鸣，只是听不见罢了。

    他把这个“阿门”配上雄伟的赋格曲，把第一个音节——洪亮的“阿”作为最初的原声，让它在穹顶下回旋、轰鸣，直至它的最高音达到云霄；这原声将越来越高，随后又降下来，又升上去，最后再加入暴风雨般的管风琴，而这和声的强度将一次比一次高，它四处回荡，充满人宇，直至在全部的和声中仿佛天使们也在一起唱着赞美歌，仿佛头顶上的屋宇梁架在永无休止的“阿门！阿门！阿门！”面前震裂欲碎。

    24天后，即9月14日，这部伟大的作品完成了。1742年4月13日，《弥赛亚》公演，引起了巨大轰动。之后每年春天，韩德尔都亲自指挥演出这部作品，每一次都把全部收入捐赠给医院，去医治那些残疾病人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人。直到1759年4月6日，韩德尔身染重病，双目失明，仍然演出了这部作品。7天之后，他死在了复活节的钟声里。

    读毕掩卷，泪流满面。对音乐水晶般纯净的信仰，对上帝火焰般热烈的信仰，这种力量使韩德尔瞬间爆发出了新星一样的耀眼光辉，创作出了史上最伟大的、宛若神明的清唱剧，以此而永垂史册。听听这响彻云天的《弥赛亚》吧！回味一下耶稣的复活，韩德尔的复活，和你内心感动的复活。